官桥八组发展口述史 （一）

题记：

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八组地处嘉鱼县南部，占地3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以前，官桥村八组贫穷落后，当时村民的生活状况是：“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返销粮，一个工值9分钱，上山砍柴换油盐”。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官桥村八组坚持集体经营、共同致富，探索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路子。组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迅速发展，村民生活安康，民风朴实淳厚，村庄环境整洁，管理规范民主。

官桥八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1年，联产承包，解决温饱；第二个发展阶段，1982年到1992年，多种经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个发展阶段，1993年到2002年，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四个发展阶段，从2003年至2012年，多元拓展，构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生态旅游、矿产资源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经济格局；第五个发展阶段，聚焦乡村振兴和美丽新农村建设，启动涵盖官桥镇五个村田野国家乡村公园，通过农业旅游项目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截止到2018年底，田野集团实现总资产30亿元，创利税1.9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6000元。

一、敢为人先，农业生产率先实现联产承包到户（1979-1982）

1979年，周宝生担任组长第一件大事就是搞联产承包。对此，亲历此事的官桥八组村民周瑞松回忆：

宝生担任生产队队长在报纸上看到联产承包的消息。认为别人搞了我们可以跟着学，就决定把田分到户。当时压力很大，主要是政策上的，上面没有百分之百的允许。分到户之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以前做事是“做事要等队长分工，出去要等地里敲钟，出去一条龙，做事磨洋工”。分田以后是“出勤起早摸黑，干活认真负责”。以前做事是打疲劳战、打时间战，不讲生产效率，分下去之后就不同了。粮食由原来的20多万斤增加到了30多万斤。

作为我来讲，开始我是反对分田，因为政策没下来，拿不定主意。最后队长给我们做工作，反复讲这个事情，思想转弯也转过来了。没过多长时间，政策也下来了。队长有远见，看准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粮食交任务以外，多的归自己。大家尝到了甜头，产量也增加了，是个大好事情。

当时分田是面临很大压力的，周宝生的哥哥是我们镇的乡委副书记。劝他说：“宝生，你不能瞎搞，这涉及到政策问题。办好了还好说，办不好就不好说了。社会上压力也多，说这说那的都有，毕竟是群众，想法多。”当时村民就说，这个东西（联产承包）没有政策，我们能不能搞？这是路线问题，是走回头路还是向前走。分了以后，田地承包尝到了甜头，大家就都支持。

对于嘉鱼县当时联产承包面临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时任嘉鱼县委办公室调研组组长的刘彦其回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联产承包到户，嘉鱼县的联产承包应该是在1980年底开始启动，在1981年就基本上全县都实行了。当时有联产承包舆论，农民有心理上的躁动，但是要成形是很难的。涉及到是集体还是单干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都不敢搞，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省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公开的支持或者表态，（老百姓）想搞又不敢搞，也不能搞，处于观望和期待的状态。政府和党委基本是属于一种放任态度，睁只眼闭只眼。当时流传比较广的一句话叫“上面盼、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杆”，上面希望能够开放，下面也希望能够搞承包，但是中间这一帮人不讲话 ，谁都怕戴上资本主义帽子。

官桥八组在1979年下半年将旱地承包，1980年又将水田搞了联产承包。当地的领导都知道，但是态度就不是很明朗，睁只眼闭只眼。但是第一个吃螃蟹是需要勇气和胆量。

对于在嘉鱼县率先启动联产承包的触因及当年面临的压力，时任八组组长周宝生回忆：

联产承包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官桥村八组在改革开放前，1970年左右，还在吃返销，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四到五万斤，最困难时候发些糠。当时，我从人民日报就看到了一篇文章，讨论“搞联产承包是阳光道，还是独木桥”。受文章的启发，觉得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序幕开始了，联产承包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在嘉鱼县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田地按好坏等级到户到劳。效果很好，粮食从过去的20万斤就增长到了近30万斤，增长了10万斤粮食，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联产承包政策，通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联产承包也是发展的必要。改革开放前，在左倾路线政策的影响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改革开放后，政策符合农村实际，农民积极性得到能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讨论、丈地、分到户。后来，县里开三级干部大会，公社、大队、生产队，点名批评我，要收回来。这个里面有个故事，收回来你不好弄。一是失信于民，已经到户了；二是各家各户的投入都不一样了，有的肥施得多，有的开始耕种，做的很多工作的。怎么收？有困难。公社派的三位领导来做我的工作，我当时这样讲的“这个样吧，你一定要收呢，我这个队长嘛，就是您一句话，收回在我手上是搞不成了的”。公社书记也不容易。因为他同意你做，就意味对党的政策的放纵，就是没有管理好。后来他们就放弃了，说你搞吧。一年成效就十分显著，粮食从20万斤到了30万斤，认识就都慢慢上来了。

二、工商致富，筹资集体办厂经商开辟农民致富新路（1982-1993）

（一）对于分田到户后，又开始走上集体经营工商的触因，当时的八组生产队副队长、原田野集团总经理助理周瑞奇回忆：

当时周宝生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责任田承包后。一是基本上我们几个人没有事干，当时周宝生决定要开店。二是他很有威望，讲话大家都很拥护。开始搞冰棒厂冷饮、熟食店。责任田到户了后，组里有一个农用拖拉机，就把拖拉机卖掉了，凑了将近2万块钱，在武汉买了个冰棒机，在官桥镇搞了冷饮店、熟食店，一两年就赚了几千块钱，很不错了。大约两年到三年之后，就把冰棒厂卖掉了，回家搞铸造厂，主要是打钉、拉丝。当时冰棒厂其实效益也不错，但是铸造厂属于大型点的工厂。分田到户之后出现了劳动力富余，冰棒厂只解决了十几个人，铸造厂有二三十人。

谈到创业初期面临的困难时，周瑞奇回忆：

搞冷饮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是慢慢搞慢慢滚，以滚雪球的办法，赚点钱就积累。（搞）铸造厂，当时是很困难，资金（需求）比较大一些，就找银行借了几万块钱。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一是资金困难，另一个是技术的困难。原来是没有办过企业，农村出身的，技术不行，资金不雄厚，只能拼实干，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官桥八组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断升级创新、多元发展过程，组办企业每3-5年基本上就要关一批、新开一批。

谈到官桥八组创业初期集体企业不断的新开和关停原因时，周瑞奇回忆：

铸造厂、沙发厂为什么办不下去？当时有多种原因，铸造厂钢材3000多元一吨，把钉子打出来，还是只有3000多元，只有转行。沙发厂，一段时间之后，附近的沙发已经市场饱和了，基本卖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只有转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跟着市场转。

谈到官桥八组在分田到户后，依然能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办集体经济原因时，周瑞奇回忆：

一是周宝生很有威望，讲的话大家很拥护。当副队长时，正队长把牛养死了，他非得要正队长赔。他的哥哥是书记，做他工作。他说，“那不行，正队长养的牛死了不赔，群众养的牛死了怎么搞”，特别公正。所以大家看到他干事就没有话讲，亲戚朋友都一视同仁，在八组群众中印象好。

二是周宝生还有个特点，办什么事先开代表会。代表会上讨论，同意以后你就不能再说其他了。当时我们上班的时间根本就没有白天晚上，晚上做事回来了以后，周宝生就把人扣着，也不是开会，就是坐着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思想就统一了。代表会选几个代表一起开，一般每家一个。

谈到创业初期，缺乏技术农民靠什么克服各种困难时，周瑞奇回忆几个具体的事情：

开铸造厂的时候，当时没有技术，在嘉鱼轻工模具厂请的师傅。请来给我们第一次开炉。我们把东西都准备好了等他来，一早就去请，恰恰他们要开会不能来。炉子在屋里烧着。没办法，回来就自己开，没掌握方法，人吃亏，温度高，把人都热到倒下去。铸造盆，请模具厂的师傅来捶。当时技术上有问题，有烧孔，要重铸。从头天早晨开始到第二天早晨搞成功，再去休息。我们原来搞事，东西不搞好，就别想休息。搞砖瓦厂，开始在附近几个砖瓦厂学习了一下，回来搞的。周宝生把鞭炮都买好，准备出砖的时候放。结果砖出不来，我们不懂，砖机子没有磨光，要磨光滑（砖）才出得来，搞了一晚上，才搞出来。办事办企业，要有一种执着的精神。

（二）1984年6月，新闻媒体第一次将官桥八组作为正面典型宣传。对于如何对待这个典型，以及当地党委政府给予了哪些政策扶持，时任嘉鱼县组织部副部长刘彦其同志回忆：

八组联产承包后，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吃饭不愁了。但是周宝生作为一个组长要带领大家致富，就结合本地的资源组织一帮年轻人到镇上办冰棍厂，还办了小煤矿、砖瓦厂、家具厂，总之务工务商。效果就比较好，年终社员都有钱分。对于这个人，当时是有争议的。联产承包，上面没有公开表态，你去搞。办厂，当时批判弃农经商，你也去搞。有的人说这个人敢搞，有人说是瞎搞。在那个环境下，周宝生提出要入党，向区委写了申请。区委讨论的时候，争议很大，有的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问题反映到县委去了，县委派调查组去了解，加上1982年中央农村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也下了，就觉得这是符合中央政策的，所以就给予了肯定。县委、区委共同做工作，批准了周宝生入党，这个决定给了周宝生和八组很大的肯定和支持。所以他们继续就往下走，把工厂办好，把土地经营搞好，随着影响逐步扩散的，很多人觉得官桥八组搞的不错，农民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还办了几个厂搞收入，去学习、参观、调研的人慢慢多起来，县委就比较重视，肯定他们的发展，也支持他们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就给他们很多扶持，比如说要建厂，需要资金上的支持，需要有关部门给予物资上面的支持，当时物资是“双轨制”供应，需要钢材、水泥、建筑材料，主管部门对他们是开绿灯了的。开始办厂时，没有完全（按）国家税收政策执行。严格按照税收规定纳税，他们利润就没有那么多。党委政府对他就高开一手，减费让利，让他够快能够快速健康发展。另外，还有党委政府经常性的指导帮助，周宝生及八组有时候有点小毛病，都能及时给他们纠正。周宝生也不是个完人，不是现在的境界，能耐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当时还是有一些小农经济思想，有些问题不一定想得太远，党委政府对他支持培养是比较大的。

（三）对于官桥八组从分田到户后再次集体办企业，八组带头人周宝生回忆：

我们把这个（工商业）总结为我们生产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利用地方资源的优势，发展工副业，过去有句话“无工不富”。第一阶段搞家庭联产承包，极大地释放了村民积极性。分田到户以后，村民的闲余时间就多了，就要求我们给劳动力找出路。

我们就开始尝试，也不懂什么管理、技术、市场。在官桥镇弄了两个小卖部，效果不错，当年赚了七八千块钱。两年以后，就觉得无工不富，中央定的调子切合当时农村的实际。就开始烧砖、挖煤，搞一些小工业生产，搞一些大城市不愿意搞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设备便宜、技术要求也不是很高，从小工业做起，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组级经济，效果也很好。集体经济得到的发展壮大。从欠国家贷款1万多块钱，到后来积累了几百万。村民从过去的一个工九分钱，改革开放初期期的人均收入50块钱，到后来的800多块钱。 90年代初，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楼，村民迅速的摆脱了贫困，从根本上解决的穿衣吃饭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生产队干部通过这个阶段不断的实践、学习，总结了一下发展集体企业的管理经验，引进技术的一些方法，为后来进一步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三、科技引领，田野集团从此插上科技的翅膀（1993-2002）

1993年3月31日，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正式拉开官桥八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的序幕。

（一）长江合金厂是官桥八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一个关键项目。对于创办过程，原长江合金厂厂长总经理徐汉斌回忆：

长江合金厂是1993年7月份开始筹办的，1994年的3月份就投产，投产当年就完成了200万的产值，获得50万的利润。在1993、1994年是非常不错的经营业绩。1995年产值达到了600万，利税将近是一百多万。

1993年，刘业胜总工程师过来是一个契机。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湖北人事上面有一个招聘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周宝生总经理在招聘人才；另外一方面的话，刘业胜也在找可以创业的地方。两个想干事业的人一拍即合。

刘业胜是带着三个其他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家团队来创业的，官桥村八组提供资金、场地、匹配员工。采取非常有激励性的分配方式，按照利润的35%和65%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体现了双方的合作诚意，充分地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受到了全组村民的高度重视，配备了专家别墅给他们住，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照顾。刘总看到纯淳朴的民风和环境，感触也非常深。当时他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心情。楚地平川阔，山村别有天；官桥风景秀，著意绘新篇。

专家团队过来以后，就对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员工进行技术培训。一方面我们的员工非常的敬业，非常的认真，这里民风一直就非常好。另一方面就是专家团队非常有经验，也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了村民员工。他们编一些歌曲，把参数、温度等要点用口诀的形式写下来让员工记，组织工人进行学习比赛。

合金厂生产的是高性能磁性材料，市场对产品质量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用户有新要求或者提出新参数，就要求企业技术人员，不断地要改进它的工艺，改进它的磁感合金成分的配比。主要产品就是高性能镍钴永磁合金，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的话里面它有剩磁、磁能积等参数都要跟用户参数匹配，是非常精密的。长江合金厂的磁性材主要生产的是石油检波器磁钢，用来做石油物探，勘探地下有没有油，含量（是否）丰富。另外还用到军工、汽车，甚至是导弹卫星上，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被国家科技部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产品。

首先，合金厂建成后为整个官桥村八组后期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很多企业里面都有原来合金厂的骨干（操作骨干、技术能手），田野集团两个副总都是原合金厂的副厂长。其次，合金厂为整个官桥村八组积累了上亿元财富，为后来田野集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物质基础。

（二）官桥八组在尝到合金厂甜头后，紧接着开办的第二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田野焊丝厂，田野牌焊丝享誉全国，原焊丝厂副厂长周志红谈起焊丝厂创办历程回忆：

焊丝厂是1995年7月份开始创办，因为看到合金厂比较成功，我们想再建立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来做，通过去市场调研发现焊丝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可以替代焊条，焊接效率比较高。确定了目标后，就到市场上请专家来立项。前后总投资在两千万左右，开始的时候员工只有30多人，到后来接近100人。开始大约一年150多万利税，2000年以后有接近四百万每年。

当时主要困难是技术，我们是农民，工业技术一穷二白。首先要攻克的是拉伸的模具掌握。焊丝是从6.5的盘条通过拉伸模具，从6.5缩小比例然后达成合格产品。我们新办的厂，对产品有一个摸索过程， 模具的配比是很重要的，必须通过生产实践才能摸索出来。我们有个模具加工车间，属于辅助车间，但是作用是很大的。比如说6.5的原材料进模具，然后出来是5.0，它要拉1.5丝。我们拉丝拉伸的规格要达到要求，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模具的粗糙度，眼睛是看不到的，必须通过人的经验来感觉来磨。二是原材料来源质量控制。刚开始对原材料不够了解，材料来自各个钢厂，有好也有坏。要是材料质量有问题的话，拉的时候就容易拉断。每一个钢厂材料的拉伸延伸率都不一样的。必须从原材料就入手，把控这个质量关，然后通过对模具的这个配比，来控制这个拉丝的精度。三是镀铜技术的掌握。镀铜是镀含铜的一种溶液，电镀上去。它有厚度要求，厚了不行，薄了也不行。厚了成本比较高了，铜比较贵。薄了，对送丝会产生影响，光泽度要保证焊枪送丝顺畅。

（三）长江缆索厂是田野集团在继合金厂、焊丝厂之后又连续开办的第三个技术型项目，现今长江缆索厂生产的缆索在白沙州长江大桥、军山长江大桥、荆州长江大桥、奉节长江大桥上使用，并走出国门在缅甸承接了两个斜拉索桥的缆索供应，对于长江缆索厂创办历程，原缆索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湖回忆：

周宝生总经理在电视看到新闻报道，说我们国家要在2002建成二纵二横的国道主干线，2022年要建建造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认为大江大河，包括海峡上面，肯定要有不少的桥梁，包括悬索桥。市场比较大，所以他就从这个考虑开办了长江缆索厂。

缆索厂大约是在1997年底到1998年之间创建的，接的第一订单是广西梧州的西江二桥，由于我们生产能力不够，达不到了他的设计要求，就没做成。涉及到一个双腔共挤技术，在国内当时只有上海浦江一家公司能够完成。但是，我们在外面请技术人员组织了个团队，解决双腔共挤问题，包括双螺旋线抗风抗雨都通过反复试验解决了。

技术问题解决后，就是市场问题。我们是组办乡镇企业，桥梁涉及安全问题，没有成功案例，打开市场很困难。后来通过省委领导牵线，我们把实验索拿到白沙洲大桥项目部去，通过他们的检验以后，就把白沙洲长江大桥订单拿了下来，第一个成功的就是白沙洲大桥，当时是亚洲第一跨。知名度打开后，又陆续承接了军山、荆州、奉节等长江大桥。还走出了国门，在缅甸承接两座桥，合同一直很饱满。

（四）我们这个时代，技术的更新换代是以月、周、天来计算的，转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去年的先进技术，今年就有被作为落后产能淘汰的风险。技术性企业的核心是研发创新能力，而田野集团下属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则是田野下属各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源头，是田野高新技术企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被时代抛弃的智力保障。对于田野博士后工作站创办、定位、人才引进、分配机制以及发展方向，田野集团博管办副主任周国兵为我们介绍：

田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2001年12月份由原人事部发文批准设立的，是我国较早设立的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要招收博士后科研人员从事与我们相关产业的技术研究和储备，目前共有7名工作人员，在站有两名博士后。田野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被湖北省人事厅和社会保障厅评为博士后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田野博士后工作站，成果包括高性能定向铸造铝镍钴永磁合金、高强新型无碳化物贝氏体、钢重型钎杆、新型双层HDPE保护套斜拉锁，都获得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奖。工作站成立以来陆续申请获得20余项专利，为田野集团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智力保障。

博士后工作站是个智力密集型机构，最重要的是人才。

首先，在人才引入方面，我们跟国内相关单位和科研院所进行联系，对于一些科研院所，长期保持了比较良好的沟通，所以他们会给我们推荐人才。另外我们也会主动根据实际产业发展要求，向外发布信息来定向吸引博士后人员。

再就是如何留住人才方面。一是我们有产业支撑，可以让专业相关和技术方向对口的人才能够施展他们才华和抱负。有田野集团高科技工业园的平台支撑，形成的成果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市场转化。二是公司对科研投入比较大，每年拿出集团收入的3%-5%投入科研，可以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专项经费，能够保障他们的想法能够实现。三是分配机制，博士后科研工作人员可以以研究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利润按比例分配，平时工作生活有基本的工资和科研经费补助，再根据科研成果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以情感打动人，在生活起居上，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专家公寓为他们提供工作生活各方面便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