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在医患“缓冲带”上的“老黄牛” —— 记咸宁市“十大法治人物” 、咸宁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樊启寅

人物档案

樊启寅，男，195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2014年10月，樊启寅从咸安区教育局退休后，经过考核注册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015年3月，他受聘担任咸宁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2018年5月，被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9年12月，当选“南鄂楷模”；2020年11月，被评为“2018—2019年度全国平安医院工作表现突出个人”；2020年12月，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2021年8月，获评“2018－2020年咸宁市‘十大法治人物’”。

他倾心调解，专注服务，于嘈杂喧闹中和语止怒，于静心倾听中探究因果，于法理分析中明辨责任，于真诚沟通中促成和解，被群众誉为信得过的人民调解员。

在履行人民调解员职责过程中，他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医患双方建立起一片“缓冲带”，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主持公道，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最大程度保护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

他，就是咸宁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樊启寅。

勤于学习，退休教师“变身”公益调解员

“想到受党教育多年，身体状况还好，就萌生了再做一点带有公益性事情的想法。”2015年2月，从咸安区教育局退休不久的樊启寅，听说刚成立的咸宁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招聘专职调解员，毅然报了名。

“以前从事教育工作，也曾做过3年人民陪审员工作，学了些法律知识，但在医学方面完全是‘门外汉’。”樊启寅说道，“医疗纠纷专业性强，如果说外行话，就达不到好的调解效果。”

他决心当一名“小学生”，从头开始学。“最初半年，每次都有一名医学专家和我一起调解。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我虚心请教，逐渐建立起判断能力。”樊启寅坦言。

同时，樊启寅自费购买数十本医学和法律书籍，苦练内功。

12月2日，记者在樊启寅的调解工作室看到，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他常看的书籍，如《医疗损害赔偿典型、疑难案件裁判规则与依据》《医院常用诊疗规范、法规文件全书》《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使用与实例》《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汇编》等。任意翻开其中一本，都能看到画得密密麻麻的重点，写下的一行行心得。

“如今，接手案子后，听完双方的案情陈述，就能基本知晓患者诉求是否合理，医院有无过错，需要承担责任的区间。”樊启寅自信地说。

调解申请书、医调告知书、赔偿要求、调解记录、调解协议书……樊启寅打开文件柜，一个个档案袋按年份、文号整齐排列，档案袋的封面清单也是清晰明了。

近7年来，樊启寅就是这样把“认真”放在第一位。从调解申请书的格式、调解内容的记录等做起，都是周全考虑、一丝不苟。调解协议签订后，还要打电话回访，看看赔偿款是否到位，后续情况如何，充分体现第三方的中立性和公平性。

“把事当事”的认真劲儿，让樊启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回顾调解的纠纷，可以说问心无愧！”

善于总结，“两步走调解法”广泛应用

医疗纠纷的成因非常复杂，对于患者死亡纠纷，樊启寅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心得：医疗机构责任轻微的，着力点放在一次性调解终结；责任较大的，采取分两步走的调解思路，劝告患者家属，先处理死者后事，由医院先行垫付部分丧葬费用，待鉴定意见出来后统结统算。

“分步化解，避免矛盾激化，同时引导患方在通过医疗损害鉴定后，走上理性的维权之路。”咸宁市司法局副局长杜莉红称赞，樊启寅通过调解，既保护了患者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发展。

同样，医院也乐意接受医患调解委员会的第三方调解，尤其是出现患者死亡纠纷时，患者家属男女老少几十人，在现场又吵又闹，既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也影响医生和其他患者的情绪。

怎么办？

樊启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双方离开现场，前往医调委沟通研判。

“‘两步走调解法’，是我在长期的调解工作中摸索总结出来的。我可以自信地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方法。”面对记者，樊启寅笃定地说。

樊启寅还记得刚开始从事调解时的困难重重，由于急于求成，想一步到位，往往一个调解要花上好几天。“2015年9月底的一起调解，整整持续了9天时间，是我印象中耗时最长的一次。医、患、调解三方一直在沟通，费时费力。之后我们就思考，怎么才能有效地调解。最后就出来了‘两步走调解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说起“两步走调解法”，樊启寅侃侃而谈。“对患方家属来说，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及时拿钱料理死者的后事，让死者入土为安；二是可以舒缓情绪，不至于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做过激的事情；三是有利于冷静思考，理性依法维权。”

如今，这种简便、灵活、及时的调解方式已逐渐被医患双方接受。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郑波说：“在医调委成立前，因医患纠纷导致在医院急诊大厅设灵堂、烧纸钱、殴打医务人员等事件时有发生。自从樊老师做调解工作后，医闹现象明显减少，近几年再没发生过恶性医闹事件。”

乐于奉献，秉公调解让人心服口服

调解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如何做到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

“调解员是没有权力为哪一方作主的，只能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已知的事实，有技巧地把双方往自己的思路上引。这就要求我们要秉公调解、不和稀泥、不拉偏架。”樊启寅总结道。

“医患纠纷调解并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否则总有一方吃大亏。”市医调委主任黄幼青说，樊启寅非常“讲原则”。对于因果关系不清晰、损害后果不明显的，就明确不支持索赔诉求。对于不认可的调解，坚决拒绝签字、拒绝用医调委的文号。

有一个男性患者，因体虚易出汗易感冒，见水想尿，又尿不尽，在家乡一家中医院治疗，后又到市里一家医院治疗，未见好转，从此以医院故意用毒针毒药伤害其身体为由，到处投诉。

樊启寅先后参加了两次当面调解，与患者单独交谈沟通了三次。在综合分析相关资料和当事人提供的讯息后，认为患者陈述的理由有臆想之嫌，且患者拒绝做鉴定，他坚决不支持患方赔偿要求，并当面明确告知“要我调解一分钱都没得赔”。

在我市，过去，一旦出现医患纠纷，要么医患之间协调，容易出现当事人情绪过激行为；要么借助相关职能部门调解，患者却担心“婆婆为媳妇说话”。

有一起患者死亡纠纷，患者的亲属有医生、有律师，整个协调过程犹如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会。最终，责任明晰，双方握手言和，患方家属虽只领到5.68万元的赔偿，与最初96万元赔偿额要求相差甚远，但患方家属一句“心服口服”，让樊启寅记忆犹新。

在樊启寅看来，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从社会学层面来讲，医疗机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经济能力等各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患方不过一个小小的个体，相对处于弱势。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有的医生可以利用医学知识和专业术语，把整个诊疗过程说得有依有据、条条是道。然而，患者只能从表面现象上认为医院做错了，无法从深层次找到原因。

一个孕妇在我市一家医院先后做过5次孕检后生下一男婴，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畸形疾病，家属认为医院孕检漏诊误诊，要求医院承担责任。而院方则坚持“根据《产前超声检查指南》和专家解读意见，没有责任”。

樊启寅接到孩子奶奶柯婆婆的调解申请后，想方设法引导医患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最终，《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在樊启寅的进一步调解下，柯婆婆与医院达成调解协议，院方一次性赔款结案。

幸运的是，孩子到上海一家医院接受手术获得成功。柯婆婆逢人就夸樊启寅“他一根烟都没抽，就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近7年间，樊启寅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只要有纠纷都能做到随叫随到，他主持调解医患纠纷370余件，其中病亡案件87起，调解后赔付金额约1400万元，协议履行率100％，医、患、保三方无异议，无一例反悔，群众满意度高，社会反响好，收到了定分止争、平和化解的成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