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近人情”的父亲

通讯员　田红梅

父亲五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他在世时，对我们的管教严厉得有些不近人情。

记得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是公社的书记，家里很穷，妈妈养了两只小鸡，说等它长大了生蛋给我们吃。于是，我天天全心全意“服侍”它们，就盼着它们能早日下蛋。

一次放学路上，我看见有个农民拉着一板车刚收割的稻谷，沿路掉下来一些，于是就跟在后面捡，快到家时已经捡了一大把，心想，小鸡可以饱餐一顿了。

“手里拿的什么?”当我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回到家时，迎面传来一声父亲的“惊雷”，吓得我手里的谷子掉了一地。

“是谷子。是我捡的，不是偷的。”我胆怯地告诉父亲。

“捡的也不行，送到仓库去。”父亲板着脸说。

当我哭着送走了这把稻谷，可怜兮兮地回家后，三天没理父亲。后来，为了缓和僵局，父亲给我讲了什么是“路不拾遗”，什么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

我最佩服的还是父亲的清正廉洁。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母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到月底就捉襟见肘，外婆经常煮盐水泡白饭给我们吃。

一天，有个渔民提着一篮子小鱼怯怯地进了我家，求父亲解决问题。父亲很和善地问清情况后，立即帮他解决了问题，但那篮子鱼却被父亲拒收了。

事后，我告诉父亲说，我喜欢吃鱼，为什么不把鱼留下?

父亲说，那是别人家的，党的纪律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人不欠人一般高。

父亲一辈子勤俭节约、体恤弱小。改革开放后，很多公社都用公款买了吉普车，可父亲所在的公社始终没买。用父亲的话说是，“农民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坐车去检查工作，那与过去的‘县太爷’有什么两样？”

农忙时，他照样披着晨露出门，沐着月光回家，饿了渴了，在农民家随便吃口粗茶淡饭，水缸里舀瓢水喝，走时按规定留下几毛钱和几两粮票的“餐费”。

后来，父亲进城任县财办主任，掌握起全县的财经和物资大权，他的一张批条可以让人一夜致富。于是，闻讯上门送礼，求批条、求工作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父亲不但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还批评人家，特别是家里的亲戚，有的甚至撕破了脸。他们说父亲太不近人情了，发誓再也不与我们家来往。

八十年代末，一些先富的群众开始建起了私房。大哥也买了一块土地，回家告诉父亲，准备做房子。父亲听说后，以“市里有规定，干部子女不许建私房”为由，硬逼着大哥退掉了那块土地。

因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父亲积劳成疾，还没来不及享受改革红利，就在职位上去世了。不仅没有给我们留下分毫积蓄，反而留下几百元财务欠条由母亲偿还。但父亲一辈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正直善良的品德，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去年10月，新华社记者一行几人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做基层调查，来我家收集父亲以前的资料时，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怀念父亲的不仅仅只有我们的家人，外界群众普遍反映，我的父亲一辈子正直善良、大公无私、刚正不阿。